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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宅血案---全體台灣人的記憶傷痕(一)
在越堆越高的破案獎金中，林家血案非但未能如期偵破，甚至在事隔十一年後的今天，案情依舊撲朔迷離，破案的可能性早已等於零。然而越不破案，潛藏再人們內心深處的疑慮越多也越堅定---那是一起見不得人的政治謀殺。
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午，當時已被羈押的美麗島事件相關當事人，省議員林義雄位在台北市信義路三段三十一巷十六號的家中，發生了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林義雄六十歲的母親林游阿妹女士與兩個六歲大的雙胞胎女兒亮勻、亭勻祖孫三人，被利刃刺殺身亡。九歲大的長女林奐勻身中六刀送醫急救，生命垂危。
這件慘絕人寰的血案，在烙印著台灣人數十年傷痕的二月二十八日發生，頓時全台震驚。儘管一時間事實真相還未能查明，但是在政府對美麗島事件大規模嚴厲鎮壓的當口發生這樣的慘案，如同將台灣人民深埋在內心深處的恐懼與傷痕再度喚醒。血案受害家屬林義雄夫婦家破人亡固然悲憤莫名、傷痛欲絕；全體國人也都感同身受，舉國同悲。
對於這一件至今無法偵破的慘案，在出事之前最後與林義雄母親及兩個女兒在一起，當時林義雄的法律事務所助理蕭裕珍與辯護律師呂傳勝回憶當時當情形咸感疑雲重重。蕭裕珍提到：「二月二十七日，我與林義雄太太約在張政雄律師的辦公室，因為他請張律師幫忙辯護。當天晚上大家忙得很晚，林太太叫我去他家住。我們很晚回林太太家的時候，他家前面賣菜用的菜格子木板上就坐了一個男的，點一支菸，擺明就是在顧﹝監視﹞嘛。我心裡想，嚇我不倒啦，看多了。所以我看他一眼，我們就進去了。睡了一覺起來，我跟小孩子玩，林太太就去法庭了，然後阿嬤煮粥，我就給孩子餵粥。之後，老大去上課，就剩下兩個雙胞胎她們自己在那邊摺棉被，摺一摺又彈鋼琴、唱歌給我聽。我那時候已經懷孕，有跟醫生所要去檢查，所以我大概到了十點多、十一點的時候，我就回去了。」(註)。
呂傳勝則是回憶起事發當時林太太的情形：「後來我聽我太太講，林義雄的太太方素敏因為兩個小孩在家裡，她不放心。他說既然不准旁聽，她就趕回去。方素敏回家之後，這邊憲兵說可以進來了。我太太就打了幾通電話叫方素敏來。她來了後，跟我太太講：『是啊，我想你打了兩三次電話，一定可以旁聽，可是我要出來的時候，有一個人一直跟我講：『免去啦，就不能聽妳還要去。』我心裡猶豫不決，到底要不要去？』後來我太太又打電話說可以進來旁聽了。她正要出門，又是那個男的用台灣話說：『妳免去，那不能去聽嘛。』後來我太太打第三次電話，她才下定決心說：『這樣我去。』‧‧‧如果方素敏聽那個男的話，一直纏著她而沒有來，恐怕她也要死在命案現場。我心裡一直想，那個男的可能是兇手也不一定，但是那個男的也沒被抓到。」。
很顯然當時因為林義雄是美麗島事件重要嫌犯，他家四周早已被情治人員嚴密地層層監視。兇手入屋內行兇竟然沒有被發現，一直到事後才被林義雄的助理田秋堇發現，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兇手的行兇手法極其殘酷，從法醫高坤玉事後的的驗屍報告中我們可以發現，兇手顯然要致林家老弱於死地，刀刀致命，絕非行竊失風的錯手殺人。何況是發當時係正午時分，光天化日之下行竊可能性極低；而且林宅財物也未見短少。兇手似乎與林氏一家有著深仇大恨。然而林義雄平日為人正直親切，少與人結怨；幾乎不可能是仇殺。因此，有人推斷係政治謀殺，意在警示黨外人士「在越堆越高的破案獎金中，林家血案非但未能如期偵破，甚至在事隔十一年後的今天，案情依舊撲朔迷離，破案的可能性早已等於零。然而越不破案，潛藏再人們內心深處的疑慮越多也越堅定---那是一起見不得人的政治謀殺。」。
國民黨高層在命案發生後也有所表示，中國國民黨副秘書長關中，銜命趕到仁愛醫院。他代表蔣經國向林家親友及黨外人士轉達會要求憲警限期破案。
即使如此，此後案情還是始終陷於膠著。警調人員先是將行兇疑犯指向三十六歲的美籍澳洲大學政治學教授家博(Bruce Jacobs)，即是被稱為「大鬍子」家博的人物。他出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台語俱佳，專研台灣的反對運動，且與多位美麗島人士相當熟悉；他也是國際特赦組織的一員。然而結果依然不了了之。此後，警總再將破案獎金提高到五百萬元，但是案情依然沒有突破。當局先宣稱依據案情綜合研判，極似有計畫的挑撥性、破壞性、擾亂性恐怖陰謀暴力行動。甚至直指「高雄暴力事件分子，涉及血案」。嗣後，又試圖將血案歸諸於中共的陰謀。。
這種「黨外—台獨—中共」的指控，其居心何在不言可喻。不論如何，這起慘絕人寰的血案終成懸案，而且在受害人家屬與台灣人民的內心劃下一道深深的傷痕，自二二八事件經過白色恐怖迄今，深埋在記憶深處的創痛再次被喚醒。也讓台灣人民在官方媒體漫天蓋地的黨國意識形態傳播下，有了一個自我省思的空間。